總序
印度於佛教產生時正值第一次城鎮化時期,徙聚為城,商賈漸興。當時佛陀針對傳統婆羅門壟斷祭天神賜的背景,而主張「平等自主」和「自作自受」的生活倫理,使得廣大的受眾成為新興社會階層。這些信眾主要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如《雜阿含經》所稱:「營生之業者,田種行商賈,牧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只要能將本求利,勤勞賺取,無論是農牧收成,或是經商貿易、企業經營、投資生息所得等等,都是佛教所認可的經濟營生。
然而,佛教徒從事商業行為,仍須本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理,依佛法教導而經營事業。所謂「商道」,亦必符合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等「八正道」,如此,商道始不離佛道。緣此,佛商在講求利潤、效益的最大化時,必能以超越功利的佛道作為遵循依據,將所獲取的利潤轉化為社會福利,成就企業的最大價值。
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佛教,續佛慧命,不僅參與教育、文化、慈善和修行事業的組織與規畫,更促進社會的祥和進步。然而隨著企業文明和商業文化的不斷進步和繁盛之下,佛教也面臨新的生存思考:傳統的互惠佈施在企業文化間,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而現代商業模式對佛教僧團的運作,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諸如此類疑慮,均是「人間佛教」必須正視的課題。
眾所知之,法無定法,「法」須隨時機因緣而善巧運用,管理方法亦然。近年因西方管理大師的學說、理論,在全球掀起風潮,從而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返視,自儒、釋、道諸家學說中尋繹出善妙的管理哲學,卒出現如「古代帝王學」、「從三國演義看管理」、「企業禪」、「莊子與經營管理」、「心經與現代管理」等相關論題與說法。對此,星雲大師以為:「不論是向西方取經,或是探索東方的智慧,這種種理論、方法,只能作為借鏡和參考,如何因時、因地、因人而靈活運用,才是最重要的。」此說信然有徵。蓋「管理」除了需要專業知識外,還須具備瞭解、激勵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分析與診斷在複雜情況下所產生的心智能力。
管理不只是營運問題,更是人性的理解與掌握。管理如果只剩下收益的計算,便淪落為資方的工具、手段而已,這種古典式的管理思想,早已無法符應現今時代所強調的「人性需求」的潮流。「管理」關涉人際互動,而人際互動又根源於人性問題。在佛法的管理思想中,十分注重行為者的思惟;易言之,管理者如能修煉正確的思惟,保持正知、正見,對於組織便具有引導作用。洵然如此,故在佛法的教說裡,主張一切行為導始於心性的修煉。立此,各種職能角色必須在自治、自律下,承擔相應的責任,建立「自我管理」意識。一旦能夠自我管理,則各種制度規範才能有所終始。而佛教因重視道德倫理意識,故有關自我管理部分,輒更為重視內心的淨化,主張不必太過於依靠外部力量來實現事業,外部僅可作為助緣,主要的條件因緣仍在於內心,這也是「人性管理」的根本法則。
適如星雲大師所言:「管理……就是在考驗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與智慧。……更重要的是,讓自己心裡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誠意來待人,以謙虛平等來帶人,才算修滿『管理學』的學分。」大師的化導,說明管理者應有慈悲與智慧,以微妙清淨之語利益一切、化導眾生;饒益有情,廣行布施,為一切眾生起憐愍心,隨順眾生身、語、意三業,即可利益安樂。惟管理者具備「以眾為我」的菩薩精神,為人著想,給人利益,幫助別人,讓每個人「皆大歡喜」,才能成就管理學的最高境界。換言之,從人性的觀點出發,管理者不應視被管理者為生產工具,一味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生產質量,而是尊重其存在。若能「人我一如」,兩造建立「生死與共」的觀念,便能發揮最大的整體力量,創造共贏局面。
古人所提倡的「一理通,百理明」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思想與佛教般若體系一致,如何運用佛法的般若智慧,來充實現代管理體系,逐漸受到時人的關注和重視。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強調回歸佛陀本懷,有著利益人間的人文關懷,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求。人間佛教與現代管理學的會通,建構出「人間佛教管理學」雛形,契合當今企業界的需求。由是觀之,「人間佛教管理學」無疑是將「中國式管理」的精華,推向世界的舞台,貢獻人類文明的高度智慧與財富。
有鑑於此,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特邀請相關學者進行個案研究,並設計配合時代趨勢之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結集出版《人間佛教管理叢書》。此叢書除可作為課程教材及學術研究之用外,亦足資日後企業之借鏡。期望透過本中心抛磚引玉,喚起各界關心管理、研究管理、受眾亦能由此而獲益。是為至盼。
陳劍鍠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