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印度於佛教產生時正值第一次城鎮化時期，徙聚為城，商賈漸興。當時佛陀針對傳統婆羅門壟斷祭天神賜的背景，而主張「平等自主」和「自作自受」的生活倫理，使得廣大的受眾成為新興社會階層。這些信眾主要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如《雜阿含經》所稱：「營生之業者，田種行商賈，牧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只要能將本求利，勤勞賺取，無論是農牧收成，或是經商貿易、企業經營、投資生息所得等等，都是佛教所認可的經濟營生。

然而，佛教徒從事商業行為，仍須本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理，依佛法教導而經營事業。所謂「商道」，亦必符合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等「八正道」，如此，商道始不離佛道。緣此，佛商在講求利潤、效益的最大化時，必能以超越功利的佛道作為遵循依據，將所獲取的利潤轉化為社會福利，成就企業的最大價值。

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佛教，續佛慧命，不僅參與教育、文化、慈善和修行事業的組織與規畫，更促進社會的祥和進步。然而隨著企業文明和商業文化的不斷進步和繁盛之下，佛教也面臨新的生存思考：傳統的互惠佈施在企業文化間，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而現代商業模式對佛教僧團的運作，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諸如此類疑慮，均是「人間佛教」必須正視的課題。

眾所知之，法無定法，「法」須隨時機因緣而善巧運用，管理方法亦然。近年因西方管理大師的學說、理論，在全球掀起風潮，從而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返視，自儒、釋、道諸家學說中尋繹出善妙的管理哲學，卒出現如「古代帝王學」、「從三國演義看管理」、「企業禪」、「莊子與經營管理」、「心經與現代管理」等相關論題與說法。對此，星雲大師以為：「不論是向西方取經，或是探索東方的智慧，這種種理論、方法，只能作為借鏡和參考，如何因時、因地、因人而靈活運用，才是最重要的。」此說信然有徵。蓋「管理」除了需要專業知識外，還須具備瞭解、激勵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分析與診斷在複雜情況下所產生的心智能力。

管理不只是營運問題，更是人性的理解與掌握。管理如果只剩下收益的計算，便淪落為資方的工具、手段而已，這種古典式的管理思想，早已無法符應現今時代所強調的「人性需求」的潮流。「管理」關涉人際互動，而人際互動又根源於人性問題。在佛法的管理思想中，十分注重行為者的思惟；易言之，管理者如能修煉正確的思惟，保持正知、正見，對於組織便具有引導作用。洵然如此，故在佛法的教說裡，主張一切行為導始於心性的修煉。立此，各種職能角色必須在自治、自律下，承擔相應的責任，建立「自我管理」意識。一旦能夠自我管理，則各種制度規範才能有所終始。而佛教因重視道德倫理意識，故有關自我管理部分，輒更為重視內心的淨化，主張不必太過於依靠外部力量來實現事業，外部僅可作為助緣，主要的條件因緣仍在於內心，這也是「人性管理」的根本法則。

適如星雲大師所言：「管理……就是在考驗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與智慧。……更重要的是，讓自己心裡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誠意來待人，以謙虛平等來帶人，才算修滿『管理學』的學分。」大師的化導，說明管理者應有慈悲與智慧，以微妙清淨之語利益一切、化導眾生；饒益有情，廣行布施，為一切眾生起憐愍心，隨順眾生身、語、意三業，即可利益安樂。惟管理者具備「以眾為我」的菩薩精神，為人著想，給人利益，幫助別人，讓每個人「皆大歡喜」，才能成就管理學的最高境界。換言之，從人性的觀點出發，管理者不應視被管理者為生產工具，一味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生產質量，而是尊重其存在。若能「人我一如」，兩造建立「生死與共」的觀念，便能發揮最大的整體力量，創造共贏局面。

古人所提倡的「一理通，百理明」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思想與佛教般若體系一致，如何運用佛法的般若智慧，來充實現代管理體系，逐漸受到時人的關注和重視。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強調回歸佛陀本懷，有著利益人間的人文關懷，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求。人間佛教與現代管理學的會通，建構出「人間佛教管理學」雛形，契合當今企業界的需求。由是觀之，「人間佛教管理學」無疑是將「中國式管理」的精華，推向世界的舞台，貢獻人類文明的高度智慧與財富。

有鑑於此，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特邀請相關學者進行個案研究，並設計配合時代趨勢之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結集出版《人間佛教管理叢書》。此叢書除可作為課程教材及學術研究之用外，亦足資日後企業之借鏡。期望透過本中心抛磚引玉，喚起各界關心管理、研究管理、受眾亦能由此而獲益。是為至盼。

陳劍鍠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