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时代，《礼记》为“传”而非“经”，《中庸》一文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该文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并且事实上成为儒佛二学相互融摄的理论仲介，只不过在其各自的理论边界限度之内，其实际所指各有差异，但同时也有义理上的共用性。虽然梁武帝的《中庸讲疏》今无由得见，但作为一位笃信佛教的世俗皇帝而讲《中庸》，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佛性问题成为当时学界竞相讨论的重大问题，真谛所译《佛性论》的流行，恐与涅槃佛性问题的深入探讨相关。而《中论》之学的流行，则映衬出它与《中庸》相关的某种具有公共性的、可以共用分析的问题意识。在佛学一边，智者大师对“东流一代时教”做了历史性总结，最终实以“中”统摄一切观行。在儒学一边，则王通《中说》最初表达了“若有隐忧”的文化忧患意识，其实是生怕佛学“侵入”而覆灭了“圣人之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结”。循此以论，于是对唐代昌黎公之《原道》便可有别样阐释，其弟子李翱始倡“复性”，《中庸》正式在儒学中获得独特地位。宋代“道学”兴起，其目的其实与文中子、韩昌黎、李习之并无二致。佛教本身自慧能之后虽发生根本性转折，但并非皆束书不观，博学的僧人仍伙，至于宋初，如明教契嵩即以博通内外二学著名，专著《中庸解》；孤山智圆则以“中庸子”自号。窃以为正是在这一独特的思想文化语境中，“道学”应运而生，《中庸》成为经典，而为宋学奠定基本思想格局。

讲者
董平教授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董平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