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學時代，《禮記》為「傳」而非「經」，《中庸》一文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但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該文的重要性逐漸提升，並且事實上成為儒佛二學相互融攝的理論仲介，只不過在其各自的理論邊界限度之內，其實際所指各有差異，但同時也有義理上的共用性。雖然梁武帝的《中庸講疏》今無由得見，但作為一位篤信佛教的世俗皇帝而講《中庸》，這一事件本身就是值得重視的。般若學向涅槃學的轉向，佛性問題成為當時學界競相討論的重大問題，真諦所譯《佛性論》的流行，恐與涅槃佛性問題的深入探討相關。而《中論》之學的流行，則映襯出它與《中庸》相關的某種具有公共性的、可以共用分析的問題意識。在佛學一邊，智者大師對「東流一代時教」做了歷史性總結，最終實以「中」統攝一切觀行。在儒學一邊，則王通《中說》最初表達了「若有隱憂」的文化憂患意識，其實是生怕佛學「侵入」而覆滅了「聖人之道」。這是一個時代的「心結」。循此以論，於是對唐代昌黎公之《原道》便可有別樣闡釋，其弟子李翱始倡「複性」，《中庸》正式在儒學中獲得獨特地位。宋代「道學」興起，其目的其實與文中子、韓昌黎、李習之並無二致。佛教本身自慧能之後雖發生根本性轉折，但並非皆束書不觀，博學的僧人仍夥，至於宋初，如明教契嵩即以博通內外二學著名，專著《中庸解》；孤山智圓則以「中庸子」自號。竊以為正是在這一獨特的思想文化語境中，「道學」應運而生，《中庸》成為經典，而為宋學奠定基本思想格局。

講者
董平教授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董平教授，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稽山王陽明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