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可能下课会用一两个钟和身旁的同学聊天，那时，变成online上完堂就立即换衣服出门，去找清洁工聊天。」Kiki的毕业习作（Final Year Project）之田野调查，在2020年暑期开始到2020年尾进行，研究疫情之中，清洁工人的处境和应对。

「一开始是在ANTH2020 World Ethnography上，读到一本书，有关纽约的清洁工，令我开始想也了解一下香港的清洁工人的情况。和导师Wyman讨论之后，他建议我可以把这个群体放在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中来研究，我就决定做这个题目。」Kiki本身认识两位在屋苑从事清洁工作的朋友，想藉此机会认识他们更多；除此之外，她也选定了一个垃圾站作为研究田野，看看是否会有不同发现。

「我观察到的共同之处是，面对疫情，屋苑和垃圾站这两个群体的清洁工人，都会更多地尝试去build up他们的social circle。」Kiki发现，疫情之前，同一个垃圾站的工友之间，未必有很多交流。「原来，他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分配好给一人或两人一组独立完成。来到换了衫就开始工作，做完就走，比较少有机会让他们互相认识。但疫情期间，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确定要怎样做，于是会更想建立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事情可以一起商量。例如他们觉得公司的指示不清楚或者缺乏相关物资的时候，就会问问同事，互相帮忙。慢慢平时交谈也多了，彼此更熟悉起来。」

疫情当然亦为清洁工人带来压力。「大家摸什么都要隔著张纸巾，又要丢弃口罩，垃圾一定是多了。有时路上有人走过都会说，『怎么垃圾桶满了都没有人收？』。而在屋苑，清洁工常常收到投诉：有住户觉得他们清洁得不够；又有住户说，清洁工这么脏，怎么常常在电梯里出现。」清洁工们感到，似乎他们无论怎样做都不够好。Kiki说，垃圾站的清洁工们因此有一个「策略」：「他们特意在lunch time人们在街上的时间，去清理垃圾桶，『我就是要行出去做给他们看，不是我们偷懒啊，我们有做嘢的啊！』可以见到，清洁工人要负担更多工作，同时还要表达、呈现出他们的确有在努力工作，避免成为被归咎的对象。」

Kiki的另一发现和空间有关。Kiki介绍，屋苑里没有一个地方给清洁工人坐下来休息，原先他们会在屋苑的公共空间有檯凳的地方吃午餐，但是有疫情的时候，在外面除下口罩进食又会招人话柄。「这令到清洁工们开始想，『不如我们自己找个地方吧！』于是，他们在屋苑里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set up了他们的space，放了檯凳、沙发、还有雪柜，成为了一个工友们可以使用、休息的空间。你会看到他们很重视这个空间的运用，很细心地佈置，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感觉舒适自在，而不是身处一个不愉快的工作环境。」

「我本身有一个hypothesis是，疫情之下，社会大众会把很大的期望和责任放在清洁工人身上；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工作属性，清洁工人似乎是一个risk group，一定是面临危险的一群。」在田野中，在和清洁工人的倾谈和交往中，Kiki有不少惊讶的发现。「所以，我本身会担心他们是不是会很大压力、很不开心，但原来，其实他们自己很乐观。有些清洁工友会说，『得喇，我做开清洁几十年，我知道什么是干净。』我也见到他们的卫生意识是很强，每做完一件事就会洗手，有时一边和他们聊天，说十句话可能已经洗了五六次手。他们有经验，有自己的一套保持清洁的方法。虽然也会有担心，尤其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有的会劝他们不要继续做这份工作了，但他们自己对danger和risk的理解和判断，可能有些不一样。」Kiki发现，就算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清洁工人，背景也可能很不同——年纪通常比较大的清洁工们，有些是为了经济因素、维持生计必须继续工作，有的却觉得这是「嘆世界」——「有一位清洁工友，在这一区有很多朋友，每一次收垃圾，其实他是enjoy的喔，不觉得辛苦，因为他一行过去，街坊们都认得他、和他打招唿，他反而觉得这样工作是一种享受。」

「好有趣，你每一日落field site，都会觉得有些新的东西，或者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出现。」说回自己，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习，受疫情影响而反复变动，Kiki说她很受清洁工受访者们的启发：「老师们好劲，很快可以转到online mode，课堂上会设计不同的活动给大家参与，令同学不会觉得整天呆在荧幕前没什么精神。我自己的话，觉得疫情之下都是可以很努力地学习的，也会尝试用一些方法令自己更投入——我想，这是受到清洁工朋友们的影响，在不确定性面前，学习他们积极应对的态度。」

【延伸阅读】Hong Kong Sanitation Workers and Their Strategies under Uncertai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