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中学有很多户外项目，那时就开始觉得，周围去的自由奔放真的很好、希望之后也能做一些对住大自然多过对住人的事。于是大学的时候，就拣了港大的生态及生物多样性这一科。日常上堂都要出field，陆地、淡水和海洋，按照不同的栖息地，有相应的实地考察、採样和实验，当然和之后读人类学的fieldwork就很不同了。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树木普查，例如屯门公路要扩建，就去数下有多少棵树、有几多棵要移植。之后开始接触sustainability，去了废弃化学物处理公司工作，负责安排客户服务、处理文件、监工。偈油、电池、酸水、货柜码头的危险化学物、油污堵塞坑渠搞到『爆屎渠』、机器运作中过滤网『呕泡』……工人们从事回收工作的辛酸，令我当时都觉得很惊奇，原来在香港、在元朗的工业村，有一个这么辛劳的地方！

「再之后入职谘询公司，在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还是蓝海一片的时候入了行。当时所做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觉得是人生的转折点。2013年缅甸开放，外资公司计划进入缅甸投资，而泰国的缅甸难民营也准备将难民遣返。但有些难民营已经有五六十年历史，难民第二代一直都在泰国生活，如果去到缅甸，他们能否适应当地的生活呢？我当时所在的谘询公司，和国际人道机构合作，研究缅甸难民的工作技能和求职需要，是否能符合缅甸公司的需求，是否需要为他们提供职业训练等等。

「那时很大的感受是，人道的问题，似乎比环保的问题更加根本。例如在难民营，居民要自己烧垃圾来处理废物，闻到很大的臭味。当下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又可以要求他们要做垃圾分类回收吗？在访问之中，看到难民们对回到缅甸的新生活的期盼、闪闪发光的眼神，又很令人感慨于缅甸社会文化、历史和民族的复杂性，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关心和了解。那时候，我开始对人类学感兴趣。

「同时，我也去到毕业工作几年后感到迷茫，需要寻找一下自我的阶段啦。完成这个项目之后，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适逢当时香港有比较多农业议题的讨论，发觉自己还是很无知，很想体验多一些。辗转去了花莲，胆粗粗地见到谁就say hi，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原住民朋友，他也是一个人出来打拼，分了一部分农田给我合作耕种。体力可以训练，最辛苦的部分，我觉得是性别问题：身为女性真的很吃亏，很多时不被认真对待。我猜很多人关于台湾的想像可能是比较浪漫的，觉得你去到一定很多人热情招待你啦，但当你是一个外来者、去到农村、从事农业，牵涉到田、钱、机器、水源、销路，其中的矛盾是很多的。但也正正是因为这样，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农村。那种亲身体验，后来回想是几人类学的。

「画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想真的是需要一个出口、记录一些感受。农村最喜欢就是饮酒，有时拎起支原子笔，在日记簿里画一下高粱啊米酒啊的酒樽。有时当日的经历令我想起某一句电影的对白，就把那个场景画出来。这样画下画下，就觉得几有意思。近年有幸和一些NGO合作，出版了儿童情绪管理、家庭关系、自然教育等不同主题的绘本。

「断断续续一年半时间，用农夫的历法来说，经历了三造米。原本只是想到台湾休息几个月，之后就读non-profit management的硕士，重回职业的轨道。但是想想又觉得，读完之后，大概又是去到一些机构，做一些很执行性的东西，谈谈申请哪些资金、做些什么项目。想像毕业之后也是走回这条路，我发觉自己其实不是很有热情。当时不是很清楚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有一种卡住的感觉。于是就想，既然在这条path找不到一个职位是自己想做的，不如尝试自己去创造一些职位出来啦？

「台湾的经历令我发觉，社会的运作、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好多时才是问题癥结所在，我自己对此也越来越感兴趣。见到中大人类学的MA课程，对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都欢迎，就决定报读。我是理科背景，一开始要读那么多readings，是很痛苦的；唯有记住Prof. Teresa Kuan那句，你永远都是游过去就可以！怎样吃不消，也尝试快速浏览一下。大概是半个学期之后，慢慢开始适应这种学习的节奏。

「硕士毕业之后，又尝试了好些不同的工作。其中一份关于商业可持续性，我负责梳理相关的文献、撰写研究框架。商业的项目常常要讲宣传噱头，发佈的时候要搞什么活动来吸引人，但其实，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措施，才应该是最重要的嘛。我自己坐在那里看学术论文的时候，在知识上比较能找到安全感。

「另外参与了一个公共艺术的项目，以近似口述历史的方法，梳理南丫岛南面村落的历史变迁、居民对南丫岛的想法和感情，再将这些资料提供给艺术家作为创作的基础。同事来自社会学、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我就被视为人类学的代表。那我当然会觉得有点心虚啦！毕竟只是读了一个时间不长的硕士课程，也未曾自己完整做过一个很正统的人类学研究。但我也是硬著头皮，找居民聊聊天、写写田野笔记，想到怎样做就去试一试。」

「『树在街头落泪』，是一个艺术 X 生态学与人类学的跨界创作，围绕湾仔树木这个主题，包括『落叶雕刻故事展』，和一系列工作坊、导赏、讲座，期望是一个从观察、体验到讨论与反思的过程。本来我是希望可以通过interview和focus group来收集一些故事、由此来进行树叶雕刻创作，因为疫情关系，变成以新闻和历史资料为主。但我依然邀请了王惠玲博士来做有关口述历史的讲座，因为抱著怎样的心态去听人说故事、访问之后如何消化和论述，对于从事艺术或是其他实践，我认为都很有用。

「『湾仔赏树地图』从维园到夏慤道，这一条路线，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包括树木。之前读到人类学家Laura Rival研究亚马逊雨林Huaorani族的文章，讲原住民怎样去看一棵树、怎样去命名，这就和我自己读ecology的经验很相关——那时我背植物的拉丁名真的背得很辛苦，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记不入脑。我开始思考，这些我要去记的名字，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学习到，原来原住民去形容树木的时候，是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关的，我就尝试套用在我自己生活的这个urban setting的地方。行过一棵树，不一定要认得出它是细叶榕还是垂叶榕，但知道它是一位歌手种落的、是末代港督种落的，或者它的形态很美丽，或者有两棵树生长得很近而都生活得不错、这在生态学上是很独特的现象——于是我把它们命名作『同伴树』——这些联繫，我想比较会令大家感知到树木的存在和其中的历史。

「『歌声树』是美国歌手约翰·丹佛在九十年代在湾仔道种下的，他很出名的那首歌，叫做《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而盛传，这里是张国荣的出生地。我其中一个比较早的作品，是在文华东方酒店的一棵古树下捡了一片树叶，雕刻出张国荣的肖像，再带回到湾仔道拍照，希望藉由这块叶，将一些精神意义带回到湾仔。『落叶雕刻故事展』的其他作品也是这样，结合不同的故事、题材和元素，和自然的物料互动——在展览中，每个display旁边会有一张作品刚完成时拍下的照片，而展品本身则是到时树叶自然萎缩的状态。最后的那个讲座，本来我是真的想做一个炉边会谈，边讲边将树叶放到火炉里烧，表达生命的循环，可惜场地做不到。

「做这个project，我比较会觉得是在分享一个方法。这几年有很多风向、立场，好像人永远被社会的大气氛拖拉著，很多时候，即使身边好像有很多朋友，仍会感到孤独。但是，在这个城市里，你只可以如常生活。要怎样去处理这种情绪呢？我大胆尝试用生态学跨人类学，是因为很想去看看，人类和其他物种去互动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情感和行动的变化会是怎样。如果我要将一些personality加诸其他生物的时候，我觉得树木是很loyal的，它们永远都站在这里，等你去找它们聊天。一开始我present这个project给朋友听，他们会笑说：『哎呀又是抱树、揽住棵树那些呀？』或许他们觉得科学就是理性的科学，情感是不相关的东西。然而，当你尝试去观察，开始看一看树皮、认得出树木的时候，就会在意它的存在，感觉和它在沟通。不是说去看树即刻就会开解到你、即刻会令你心旷神怡，不是那么神奇啦；但是认知到世上有无穷无尽的事物可以发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令枯燥日常变得有趣味，所带来的心境的变化、压力的舒缓，于我是真实的体验。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project分享这样的一个观点,，不是说服大家去执树叶，也不是推广树叶雕刻、把它塑造为很靓的艺术品，只是当你漫步在街头，尤其有时心情闷、觉得自己困在原地的时候，经过每天都会经过的树木，尝试留意一下它的叶落花开，思考所有生命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中，对于个人的心态调整，可能会有所帮助。

「从构思到筹备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第一次做个展；『个展』在艺术界似乎是很大件事、应该很厉害，但我不太感受得到，觉得是one-man band去砌一些东西出来比较多。因此有点压力，担心自己的能力或想法未必做到艺术界的标准。然后，我想起在南丫岛做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也是自己想到怎样做就怎样做，可能开创自己的方法就是我存在的意义。这样想我就有点释怀了，到时出来的效果是怎样就怎样吧！

「这几天，我有个感觉是，这几年来，即使在很多社会压力之下，也有一些东西是在变好的：个人的韧性和创造力变高了。而我想这是值得大家去celebrate的。可能在很多很实际的人眼中，我做这个展览会达到什么impact呢？会令到大家即刻爱地球爱树木吗？不会啊。但是，我是觉得，要相信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去做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吸引到一些人的回应。这个心境，对于处世，我觉得都好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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