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畢業，我從事的工作就是和出版相關的，是做發行。當時其實是有得揀的：要麼做很能賺錢的工作，例如銷售或者金融行業，我都有見過、有些都進入了second round；要麼就是選很有理想的工作。而我想著想著，始終還是想出書，完成中學到大學的心願。所以我就去了做出版，認識一下人、學習一下怎樣做。」於是，從人類學系碩士畢業不到一年，徐焯賢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天王逆子》。「當時不記得是哪一位同事和我說，『沒人幫你出版不緊要，其實你可以出啊！』我想，對喔，然後我就成立了自己第一間出版社，所有事情一腳踢，很快出了第一本書。」

從中四開始，徐焯賢已經對寫作很有興趣。歷年來，他創作了一系列奇幻和科幻題材的小說，「人類學的想像力」也許在其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徐焯賢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曲藝社，其後他寫了《神功戲殺人事件》，在偵探推理中糅合傳統文化知識。「人類學在我寫作中的角色，其實是很難說的，因為整個人的思考方式都不同了、深入到腦子裡，對於佈局謀篇、遣詞造句都有影響。」他笑言，讀了六年人類學不會是白過的。

文學以外，徐焯賢對於文化也很關注。「我也想做一些事情令到社會變得更好——什麼才叫做『好』可能很難定義，能夠更加多元化、將模糊的事情釐清，大概是我所謂的好。」近來徐焯賢為多元文化行動計劃編輯出版了《我們在慶祝甚麼？香港的多元文化節慶》和《Iconic媽媽廚房：跨文化香港滋味》兩本書。談到出版過程，徐焯賢說，也有不少困難。「這兩本書都是由多位作者合寫而成，有很多事情要不斷多方來回溝通，才能整合成一本書。」談到這裡，徐焯賢舉了自己最新出版的小說《我摔倒了我的幸福》為例。「這本書是我和另一位作者合寫的。一開始我們以為兩個人一起寫，一人只需要寫半本，會比較容易，怎麼知道原來正正相反——一人一半的原定字數不夠我們寫，後來整本書從六萬字變八萬字，都還不夠。而且我們想要合作得特別一點，一個寫男一個寫女，一個從1997寫到2017，另一個則調轉，從2017寫到1997。每人一章，事情會重複出現，要怎樣才會重複得比較好看呢？我們又設定，兩個主角，一個可以看到未來的東西，另一個可以看到過去發生的事情。」徐焯賢自嘲，這樣複雜的合作方式，要做到嚴絲合縫，簡直是攞苦嚟辛，「但是我們又覺得非常之好玩囉。」

徐焯賢說，本科畢業後升讀碩士，是想嘗試學術的道路，後來發現並不那麼適合自己。「我覺得鍾意一樣嘢就要百分百投入，但我在做研究、寫論文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法二十四小時都想著這件事，所以還是試試做別的吧！」編輯出版是勞心又勞力的工作，從內容、文字到格式、印刷，功夫很多。徐焯賢常常從白天校稿到凌晨，「看到眼都盲，你想不到會那麼辛苦！而且一本書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東西，總會有細節出問題，只看你能不能醒覺、發現，在付印前及時補救，但總是會有遺漏。有做過出版的人都知道，唯有下次再做好一點。」投身出版業多年，徐焯賢認為現時的挑戰，在於競爭不只限於出版行業內，所有與娛樂、知識相關的文化產品，都可能是你的競爭對手。「網絡技術尤其令到資訊的傳播和接收變快、變直接，這影響到大眾的閱讀口味，使得其他媒體都要跟上這個節奏。出版這個行業需要有一場大革命，這個行業必須想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要大家一起思考。」

對於有意入行的年輕人，徐焯賢說，「出版這個行業其實很大，雜誌、書籍、出版社又得，freelance做出版當中的某一個部分又得，有很多不同參與的方式。」而關於行業發展前景，他就覺得，社會發展的需要可以前瞻，但是否百分百準確就很難說。「香港常常覺得讀書是職業先修，我覺得這是錯的；讀書其實是訓練你的大腦，令你看多點、想闊點，接觸的知識層面多樣一些。現在香港的樓價那麼高、生活壓力那麼大，也許真的不是可以追求理想的年代，這不能怪責年輕人，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問題。但其實很多東西是猜不到的，譬如說，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小說依然很流行、報紙依然很多小說連載專欄，我是看著這些專欄一個一個cut的；到了現在，有些出版社甚至不願意出版小說，說沒有銷路。這在十多二十年前又有誰能想到呢？反過來，一本小說今年出不了，或許明年有不同的文化風潮，又有人喜歡看呢？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有價值，不如你去做推動的那一個。」徐焯賢認為，在香港，只要願意花心機，無論做什麼工作，即使不能大魚大肉，也不難覓得溫飽、過上自己的生活。「想得簡單一點，再過幾十年，可能我已經不在，可是你到圖書館看，有我的名字在、有人類學在，這就已經有其價值。」

（照片鳴謝： 程啟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