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張諾笙

八十年代，香港曾有電視劇嘲笑人類學系專門「研究猩猩」，質疑學生畢業後「搵唔到錢」。幾十年後，搵工搵錢依然是港人的大命題，但人類學系課程為學生帶來的關於自身和生命的反思，或者才是更大財富。有學生畢業後當上社工，專責獨居老人範疇，他發現自己比其他人更能聽明白長者的說話；也有人類學者研究性工作者和菲傭的議題後，所提出的觀點感染身邊不少人變得更包容，更為一些公共政策，帶來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熟悉的事物；同時去了解一些你認為是異類的人事，那你會發現自己的世界很廣闊。」如果要簡單總結人類學帶給她的啟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會這樣說。

曾經是虔誠的教徒，鄭詩靈對「性」只得一種理解，「婚後才可有性行為、金錢與性不應該扯上關係，而且愛情必須忠貞。」抱著這個植根已久的價值觀，她獨自去到南韓，在一個港口落腳，「南韓有三萬幾名美軍駐守，我的研究對象是美軍基地附近的性工作者，想知道這些女性的處境。」

到步後始發現，服侍美軍的性工作者絕大部份是菲律賓和東歐女人，事緣南韓九十年代經濟起飛後，本地的性工作者寧選在大城巿的舞廳賣身，也不願意將身體出賣予外國人，她們更會歧視向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女人。因此該地區幾乎都是輸入的外勞，這批性工作者更被加諸侮辱的外號，地位特別下賤。

鄭詩靈印象最深一幕，是某次跟一位韓國性工作者的對談：

韓：「最生氣是遇到一些客人，洗澡後只管聊天！」

鄭：「不用『上床』難道不好？」

韓：「最好的客人，是洗澡、上床、畀錢，走人。」

至此鄭詩靈才明白，性服務對她來說不過是一份工作，不存在道德和愛惡。

又有一次，鄭詩靈到南韓探訪一位從事性工作的研究對象，「我見到她時，她被人打得臉青眼腫，全身瘀傷，十分嚴重。」原來她遭某客人禁錮、毒打，而且強姦，鄭當時衝口而出：「你報警了嗎？」話音甫落，才記起按南韓法例，性工作是刑事罪行，「刑事化底下，性工作者毫無保障，工作時遇到意外，她們根本不敢報警。」

進行多年的研究後，鄭詩靈自己徹底被改變，究竟何謂「性」，並非只得一個角度。她目前仍投入研究南韓的性工作法例，為當地的公共議題提供不少意見，「在很多政策的制訂上，人類學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你正在了解別人，其實最終是了解自己。」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講師陳如珍說，這是人類學流傳的一條金科玉律。而隨著世界改變愈快，她愈發覺得，人類學比其他科目，更要貼近教育的本質。「科技輕易被取替，但人類學教你如何思考和反省，讓你看清楚自己追求的東西是什麼，發掘到做人的價值，這大概比金錢和社會地位，來得更重要。」

陳如珍持續研究香港的菲傭社群很多年，最初的起點，緣於她家中的傭人安妮，「我想做一個好的僱主，但怎樣做才是好呢？」她曾經力邀安妮一起在飯桌進餐，希望給她營造一種家人的感覺，直到陳如珍把自己混入其他菲傭的圈子，進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盡量跟研究對象同飲同食後，她始得到最珍貴的領悟。

「我不是她的家人。」她微微頷首，「先要接受這個事實，我和安妮才有可能有一個較平等的關係。」陳如珍解釋，讓菲傭獨自進餐，其實是給她們有一個放空的時間，去念及自己在菲律賓的家人、朋友，以及她自己，而非在飯桌上也要照顧僱主的臉色。

陳如珍發現香港人對菲傭看法兩極，要不覺得應嚴格管理，要不充滿同情。「事實上菲傭跟其他人一樣，她們有自己努力的方向和辦法，雖不是每個我也欣賞，但更不是每個都可憐。」她的文章在網絡發佈，開啟很多網民的對話。

人類學不斷督促人反思和提問，「剛修讀此科的學生，總覺得痛苦，因為他們原來相信的事情，都變得可疑，沒辦法照本來的樣子去享受事情。但當你慢慢摸索到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觀時，你又會很開心。」最近一位當上了社工的人類學畢業生回校分享，他發現自己特別聽得懂老人家說話的弦外之音，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獨居長者的困境，而他認為這並非個人特質使然，卻緣於人類學的訓練，陳如珍補白，「因為你知道所有荒謬事情背後，都一定有它的道理，於是你就會把自己深入去，好好聆聽和了解，把整個處境的脈絡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