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卡@刺鳥棲息地：抑鬱的寓意與行動，在田野之間

3月1日，精神健康公益組織「刺鳥棲息地」創辦者小卡應黃宣穎教授邀請，在ANTH 3321/5321 Culture, Psychiatry and Mental Illness課堂上作了客席演講，主題為「非主流的精神健康公益實踐：從參與式觀察到觀察式參與」。

刺鳥棲息地嘗試超越學科、身體力行地進行與精神健康相關的公共教育，促進知識與經驗的生產，探索多元介入的可能，小卡形容是「非主流」的存在。而這與她自身的背景與經歷亦密切相關——在本科時期，小卡主要關注如何做好社會工作服務；到研究生階段，小卡繼續攻讀社會工作，同時開始接觸人類學，興趣亦聚焦到精神健康、尤其是精神疾病背後的文化意義。「當時看到抑鬱症流行起來，彷彿人人都要得抑鬱症；說到抑鬱症，就是『抑鬱症的人是怎麼樣的』、『對抑鬱症患者不應該說什麼話』……抑鬱症從不被承認為疾病，變成是鐵板釘釘上的病，『有病就趕緊去吃藥』。我很疑惑，覺得這種趨勢中對抑鬱症的理解似乎有點太理所當然了。」於是，在畢業論文中，小卡嘗試運用民族誌田野調查的方法，從親歷者主體經驗出發，發掘其中「抑鬱的寓意」。小卡提到，為了尋找訪談對象，她在學校圖書館裡有關抑鬱症的書籍中都夾了小紙條，寫上「我最近在做相關研究，如果你想聊聊的話可以來找我」。這一細節讓同學們印象深刻。

「藥玩」——與「藥丸」、「要完」、「要玩」等精神疾病敘事中會出現的面向諧音——是刺鳥棲息地舉辦的一年一度的最大型的項目，以嘉年華/展覽為載體，包涵影像研習、應用戲劇、社會藝術工作坊、討論會、讀書會等多種形式的活動。小卡介紹了藥玩從2017到2020歷年來的內容、主題和特色，也分享了藥玩除了規模變大、城市變多之外，在實踐上經歷的各種轉向：從個人的田野內容的分享，轉變為提供平台予精神疾病親歷者進行多元表達；團隊逐漸更加側重於報導、行業洞察、行動經驗的公共寫作，並嘗試進行系統的反思以及活動效果評估。「一開始我是想要通過公共活動自製田野，把組織活動作為我在田野中的一個角色；論文完成，我將藥玩作為一種面向田野的答辯；到後來，我為自己所創造的這一個觀察策略本身，成為了介入程度越來越高的行動，我們也在田野中、服務對象的身上找到了底氣，覺得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可以一直做下去。」

在講座的最後，小卡更進一步地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反思與困惑：「『進一步做社工、退一步做田野』，或許只是我的一種想象和對自己的慰藉，實際上，我的狀態並不是那麼自洽、自在，要兼顧社工、行動者、公益組織負責人、研究者等各種角色，並不容易。有時我們可能想傳達一個社科視角的觀察，例如精神疾病的全球化、抑鬱症在日本地位的變化、情緒問題是否被過度醫學化等議題。但一句話說不好，受眾的反應就可能變成『你是在否定我的痛苦嗎』、『你是在說抑鬱症不存在嗎』、『你為什麼這麼傲慢』。大家需要的，可能是更實在的東西，與其告訴我它是什麼，不如告訴我怎麼做。有時候我們只是想較個真，卻要不斷加更多定語、狀語、附加更多語境，『不是槓』、『狗頭』，才能去跟大家聊天。」小卡感覺到，近年來不同人群之間的認知撕裂、觀點極化，使得對話討論的空間似乎日益壓縮；而年輕世代互動模式的快速變化，加之制度和市場之間的靈活空間被擠壓，也使她感受到跟上潮流、清晰定位的壓力。

那麼，為什麼是田野工作、為什麼是人類學？小卡認為，人類學的學科精神與精神疾病這一議題有其相契合之處：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不斷尋找某時某刻的真相、多層面的事實，從而拼接起一種圖景。「精神健康問題，不是簡單的個人心理困境或者腦部化學物質失衡，也是社會群體心態、歷史文化變遷、醫學技術發展的反映。」小卡把她的精神健康公益實踐描述為一個個人的公共化過程；換一個角度，她也把精神健康的公共教育，視為一種通識教育。「在精神健康這個最難以溝通、難以對話、最容易吵架的話題上，我們去做討論、爭辯、沙龍，嘗試把人們連結起來。那麼，今天我們能聊精神健康，明天可能就可以聊性別、聊更多更多的議題。在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位公共行動者，我希望公共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精神健康，而是更良性的人際關係與對話生態。這對我來說是很需要、很重要的，我也想去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