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ent自我介紹為心理創傷與壓迫的倖存者，有強迫症、抑鬱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科診斷，是香港第一波精神受障者自助組織運動的參與者，現職社工。Vincent先請同學們進行一個互動練習：假設你和你的朋友Peter相約見面。Peter離開了學校、嘗試求職，但近期一直失業。他和你說，在街上聽到有陌生人罵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說我變態、狂魔、女人型，令我好驚，我最近都不敢出門。」你會怎樣回應他呢？

同學們分享了不少同理、支援Peter的回應。Vincent表示，從不同的知識和經驗出發，會有不同的回答，如平常人可能會覺得是壓力太大、「諗多咗（想太多）」，精神科的專業人士會將Peter診斷為患上精神分裂症。「Peter是我以前的自己。不同的是，當時我找不到人聆聽，我覺得講出來人家會覺得我瘋狂、有病。如果當時有你們這樣的朋友，會幫到我很多。」

從童年說起，Vincent分享了他的故事：「小時候有玩具、有資源、有家人照顧，在那個年代來說是感恩的。但小學的時候，我開始有社交焦慮，自我意識很強，被人看見會覺得不舒服，不敢和人玩。小息的時候我會自己坐著，甚至掩著自己的眼睛。每次看到別人在一起玩，我就更加怪責自己為什麼這麼懦弱。」Vincent說，到現在回看，他仍不太能理解當時年幼的自己為何如此焦慮，然而就是難以跨過那個關口。到小學四年級，Vincent在考試中取得年級第一的好成績，卻由此「上了癮」。「我發現原來努力讀書是會得到他人的稱讚，這成為了我人生的價值，擔心令人失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我開始有強迫的思想。例如，我會不停問媽媽，為什麼要開燈？為什麼要熄燈？這些普通的舉止，對我來說卻充滿焦慮：開燈是不是暗示我要讀書？熄燈是不是覺得我不行、沒眼看？」這些行為困擾著Vincent和家人的日常生活，亦引來頻繁的衝突和打罵。「那時我感覺到，在我最脆弱的時候，所有人都沒有憐憫的心，反而會踩多幾腳。父母生我出來、不知道我辛苦，還不停打我。我心裡的芥蒂很大，對人的信任很差。」

這種度日如年的情形持續了數年，13歲時，Vincent得到了精神科的診斷。「在那個年代，精神病的污名是嚴重的。從前我是有名字的人，診斷後，『精神病人』似乎就成為了我的身份。我接受的主要是藥物和認知行為治療，卻沒有去處理和家人破裂的關係。藥物副作用嚴重，多年求醫沒有太大好轉，停藥的希望也一拖再拖。我常常感覺心裡有一個巨大的空洞、有無止境的空虛感，卻不知道那是什麼，也不知道找什麼來填補，彷彿變成一個被動的受害者。」在青少年時期，Vincent的情緒持續低落，曾經狂熱地信仰宗教、暴飲暴食，有一段時間非常興奮、會和街上的陌生人搭訕。讀書、輟學、又回到學校但修讀的並非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失學、失業、失去信心，Vincent覺得自己是全然的失敗者，亦開始聽到聲音、看到影像。「見到人走過來變了喪屍、在對著我說話、覺得他人會害我……精神科叫做妄想，我嘗試用中性一點的詞彙去形容，但大家試想象一下，其實是頗恐怖的。」

然而，這些行為與「症狀」，可以如何去理解，可能隱藏著怎樣的意義呢？Vincent開始剖析這些經驗對於他來說的價值：害羞，是逃避評價的眼睛、避開受威脅的感覺；重複行為和思想，是嘗試證明父母的愛是否無條件、身邊人的關心是否真誠，亦是想建立一個完美的秩序，避免失敗感、羞恥感；抑鬱，是處理與家人相處中的失落，表達「屋企有啲嘢唔妥（家裡有問題在發生）」、對親情的需要；暴食，是在填充空虛、緩解壓抑；高漲情緒，是從低落的情緒反彈，避開被遺棄的感覺，重新有生命力，是一種重要的平衡；聽到聲音，反映的是過去受到的暴力對待、在學校與同儕相處的負面經驗，「當我分裂出一個『人』來害我，那我至少有一個人去對抗，有憤怒、有力量，不用自我責備，不是摧毀自己，可以保存自己。」Vincent說，那時他常常在想，這個世界是不是沒有愛這樣東西的呢？即使在自殺念頭出現時，他亦「不甘心生命就是這樣」，猜想生命是有多一點東西的。

九十年代中期，Vincent逐漸開始了他的轉化歷程。從成立自助團體、到攻讀社工，在2008年，Vincent在輔導中意識到，原來他的種種症狀，都和創傷以及他與家人的關係有關。「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發現。我開始回到家中，和家人修復關係，逐漸不需要完全依賴精神科藥物，而是有多一些方法可以幫助自己，成長得更加踏實。」

對於Vincent來說，這是一段先苦後甜的歷程嗎？「苦會不停出現，以前的苦是緊要的、堅楸的，說不出口給人知道的，直到現在，我有時仍會覺得喉嚨鎖住。」Vincent嘗試解構精神疾病的外表——不只是一個病，而是有心理、環境、社會、政治甚至歷史的因素在其中——從而在這些經歷中學習，建立新的生活，「這是一個和自己做人生的功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