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dcast節錄】

楊：楊陽　ANT：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ANT：我想好多人以藝評人或策展人的身份認識你，比較少人知道你曾讀過人類學碩士，可否請你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開始接觸人類學呢 ？

楊：我在「石器時代」時在香港大學就讀社會科學本科，當時香港大學沒有人類學系，但有位老師叫 Grant Evans，他是當時系內唯一一個人類學家，我完全不知道人類學是什麼，但他教的課堂好好玩，我曾經做過一個去廟街的考察，做過另外一個較長的考察是去殯儀館了解他們的工作。我發現去接觸和觀察人，以及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自己生活的環境，是十分吸引和開眼界的事。

ANT：你本科畢業後工作了三年就到耶魯就讀人類學的碩士，當時為何有此決定？

楊：我記得我上課時 Grant 講過一個說話：race is an invention，我幾十年來都記在腦內，一直都有回去反思他的意思，多年後的今天仍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甚至到今天仍然 prevalent，即很多人仍覺得種族是一個可靠的將人分類的方法，但人類學的角度就絕對不是這樣。

我現時在大學通識基礎課程任教，當中有「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在後者我們有講到達爾文的進化論，也講到某一個時期有人會強用咗這套理論去講 Social Darwinism 和 eugenics， 在這些討論上，先前所學過的概念就會回來，如權力，以及人的認知上的固執，但同時對科學有種迷思，或將科學扭曲偽科學，這些都跟以前的 exposure 有關。另外一句我很記得老師講過的是 “to be near enough is not good enough”，我當時不太明白他的意思，那時我比較關心的是自己學術上的追求，譬如為何選擇去耶魯等，但這句話在生命上面也很適用，在我喜歡做的事情和藝術當中，要去認識一個人真的不能只是 come near，而是要把任何一個人當成一個全人去相處，同時別以為你可以完全了解他的一切，實在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拿捏中間的距離，並且知道自己處於什麼位置與人建立關係。

我曾經在電台做紀錄片導演，我們做的紀錄片都沒有 narrator 去講故事，而是用畫面和人物自己的說話去講故事，當時差不多廿四小時 on call。擔任那工作時，我不會無端想起學術那種人類學，但我相信有些營養是來自人類學的。當我拍紀錄片時，我很珍惜與人建立的關係，同時意識到有責任把那些東西呈現出來，並從一個 emic 而非 etic的角度出發，意指我們不需要再外加一把間尺作批判，而純粹以受訪者本身的話語和世界觀講故事。手持攝錄機的時候，某程度上我們都形成一個權力關係，我們要學習如何把自己縮到好細好細，但不可以消失，那種敏感度很大部分來自人類學。對我而言，人類學是一種生活方式以及接觸人的方法。

ANT：後來你於中文大學修讀文化研究博士，你認為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三者之間有何關連和異同？

楊：我想我自己一直在朝向的方向，正正是尋找不同事物或學科之間的橋樑以及相通之處，不同學科之間的界線其實已經畫下了，我曾經歷過這些界線，但我自己其實不太跟那些界線走。我修讀 Intercultural Studies PhD 時，那一科在中大還是很新的，讀PhD 的過程大家都明白是超級孤獨，因為你的題目可能只得你一個人在做，你可以討論的對象只有supervisor，我當時選的題目是關於 cyborg 和 humanism，簡單而言就是人到底處於什麼情境，而我寫論文時，已經沒有考慮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關係，也未有理會我在邊一個學科當中，為哪一個 system of knowledge 去付出，我純粹覺得「人點先為之係人」這問題不可以輕易放過，如Donna Haraway 在 ”A Cyborg Manifesto” 講到在 techno culture 當中的挑戰是如何理解我們的主體性，或者在一個簡單稱作　science-dominated 的當代文化之中，我們如何自處，這些問題對我們而言十分重要。我當時的 supervisor 是哲學人，那時我開始感覺到不同學科之間的 clash，那些碰撞有它的歷史原因，但有時候我覺得是不必要的，不同領域之間其實可以多啲傾計，去發掘更多可能性。

ANT：你的教學和學術背景橫跨不同學科和領域，你認為人類學在當中有何獨特的位置？它如何影響你往後的工作和生命？

楊：我已經忘了是哪位老師說過，應該都是Grant，他說人類學是用蟲仔的眼睛，而非birds‘ eye view去看世界。這對藝術寫作以及了解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用一些宏大的架構去分析或解釋事情的因果關係，很多人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些工作很重要，但我不擅長。而在藝術的 interpretation 當中，description 與 explanation 同樣重要，很多時候要找一個 causal explanation 是很困難的。現在我看藝術作品時會着眼於作品的細節，可能要看很多次或者花很長時間，不停問自己問題：我看到什麼？藝術家可能想表達什麼？

我最近為一個立陶宛攝影師的回顧展寫文章，我花了半年時間去看他的作品，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可能想表達的東西都寫在文中。我會說我們跟專業的人類學家做考察仍存在很大的距離，但我亦覺得不是人人都要跟從那一種人類學的方式去做。我最近在 youtube 聽一個人類學家說好多人欣賞人類學家做田野或者看世界的方法，他們會有自己的方法去做人類學，而這是值得 celebrate 的，我認為這種多元也很人類學，他們不是憑自己的知識建立 authority，而是很慷慨和謙卑地分享所知的事，而這種態度對於我做人很有幫助。

ANT：我很好奇你剛才講到人類學如何幫助你觀看藝術作品這點很有趣，我知道你除了寫藝評外，亦創辦了名為 soundpocket 「聲音掏腰包」的聲音藝術組織，可否請你分享多一點人類學和藝術的關係？

楊：人類學和藝術我立即想起一個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他曾在大館跟香港藝術家鄧國騫舉行雙個展。下道基行曾說他小時候想讀人類學，但最後選擇了藝術。他當時的作品名為《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在日本、台灣、香港、韓國找來一些十四歲的中學生，跟他們進行工作坊，訪問他們覺得生活中有什麼邊界，並請他們想像如何回應那些邊界。之後他把他們的故事寫成故仔，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展覽一部分展出了這些新聞剪報。

他亦曾在沖繩的海灘執拾玻璃碎片，再找當地的工匠將之溶掉整成新樽，他想研究當地美軍的 military history 與當地居民的關係，亦對 local craftmanship 感興趣，那些新製的玻璃樽因質地不同而有裂痕，這很有意思，重整原來可能引致裂痕，但重整的過程中，他得以接觸欣賞的人，對 material culture 和歷史有新的認識。現時他在直島的一個已停用的社區中心，放置當地居民收集的關於當地旅行的書，像個小圖書館供大家閱讀，又會辦放映會。他是一個做作品很成熟的藝術家，但他覺得接觸人，以及講他們的故事，比起自己不停去做作品更加有意思。

現在想來，人類學確實有些很細微的敏感度，以及不會容易接受社會既定的 hierachy，總是去問問題，思考如何重整這些 hierachy。我又記得以前上 medical anthropology 的課，第一堂老師叫我們想想自己的 hierarchy of healing，當自己或者身邊人遇到病痛時，會首先去看醫生還是做些什麼？我覺得好有意思，因為他肯定了每個人對生命的自主性。

ANT：無論是人類學，還是聲音藝術，在香港都屬較小眾的領域，你認為這些東西對香港社會有什麼重要性？

楊：先講「聲音掏腰包」吧，我會形容我們是藝術界的微生物，在藝術界很多人都會講「生態」，這生態中要有大、中、細，不同的 institution，我認同這是必要的，但我們「聲音掏腰包」會將自己看成微生物，微生物好多都是對環境有益的，它可以消化或者拆解污染物或者其他東西，只有好少部分對人有害，但以 biodiversity 或者生態的角度，微生物是有需要存在的，所以我們都喜歡保持微細，這跟剛才所說的用蟲蟲的視角看事情也有關係。

我認為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構成文化的一部分，而所有事情都有人文的面向，那不是 reduction，而是一種看事情、世界和自己的角度。如果以這個角度去想，其實每一個範籌都不需要放過，亦不需要比較，我有時候覺得這些從某個角度而言是細而無力的東西，可能更有力量，when the time comes，它發揮的作用可能更大，尤其是當它們不是平時高調宣揚自己，大聲主張一些 statement 或者去插旗的時候，那種 ambiguity可能會帶來更多驚喜和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