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嘉健對跨國網絡的研究，始於他的本科畢業習作。因緣際會、誤打誤撞之下，嘉健去了香港的印度錫克教廟，發現和在華人廟宇遇到的狀況大不相同。「之前在華人廟宇做過一些小型研究，那些廟祝或是廟宇委員會的成員，我可以用一個詞形容，就是很『香港』。一進去他們就會問你哪裡來、讀什麼專業，一聽到人類學，就會問，『即係乜嘢？搵唔搵到食？』我解釋了一大通，他們還是很質疑。面對我的提問，他們又會說，你問這麼多做什麼？這些都是沒有用的！」對比之下，錫克教廟給嘉健帶來了第一次「文化衝擊」：「當時很少華人會進入他們的社區，但我發現錫克教社群其實是非常開放的，很多人很熱情、開放地和你說很多故事。」在田野之中，嘉健發現這些印度人的網絡性很強，和家鄉仍然有很強的聯繫。對於社會當中的少數族裔來說，跨國聯繫有何意義呢？這成為了卓嘉健的人類學探索中的核心命題。

「人類學往往要求研究者自己親身去發掘一個研究問題出來，這個研究問題必須是burning from inside的，不可以是一個given。」從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畢業以後，卓嘉健遠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我的指導老師是項飆教授，他有一種對研究的執迷和執著，和對所研究的社群的透徹的親密性。對每一個問題，他首先就會問，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這個問題的現實重要性是什麼？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可以對認識世界有什麼新的貢獻？」嘉健的博士研究田野點是浙江省紹興市，當前中國最大的國際布料出口貿易區之一。「一開始我的研究問題是很不清晰的，可能只是想追踪印度人的移民網絡，以及考察他們的身份認同。這些問題，用項飆老師的話來說，『好假』。這可能是學術界看待ethnicity的視角，但好多時當你帶著這些理論框架進入田野的時候，會發覺當地人原來don’t care about it at all。」嘉健笑言，在進入田野之後，他原來構想的研究問題完全被打碎，一切從零開始。

「一開始當然因為毫無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但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之後，自然而然地，慢慢你就會發現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最為重要的問題。」紹興是一個小城市，但經濟往來極為全球化，有許多來自南亞、中東、東歐和非洲的商人在此進行中間貿易，賺取差額和提成。「用Gordon Mathews教授的術語來說，這些都是low end globalization。有趣的是，我發現這些商人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很奇妙的，在這些低端的貿易活動中有很多爭吵和爭執：產品質量不達標、不按照合同要求、付款不準時……整個貿易鏈的牽涉面很大，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簡直亂七八糟。但問題正正就是，為什麼這麼混亂的經濟體系可以維持下去？從金融風暴、匯率升跌到貨幣管制，種種外圍的不穩定因素，對地方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打擊，但後者的基本生命力始終是常在的、可以維持下去的。」

嘉健認為，這難以用經濟學理論簡單解釋，而需要用民族誌的方法，挖掘這些中間商尋找生存空間的策略、觀察他們之間微妙的網絡性。「譬如說，有些中國廠家把貨物發過去之後，印度的中間商一直都不給錢，但他們還是可以合作十幾年，原因是什麼呢？我發現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一，這些印度商人的網絡都是一層判一層的，資金網絡很複雜。但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下金融中心：杜拜。從信用、合同安排，到和正式金融體系的混合，在杜拜都非常成熟。在浙江的印度人，大部分都有很濃厚的中東背景。在由朋友、親戚、非正式和正式銀行的複雜網絡支持下，這些印度人的資金調動能力是很強的。中國人不是對這個人有信心，而是對他們背後的網絡性有信心，所以才繼續和他們做生意。其二，在中國政府有一個退稅政策，很多中國人和印度人會在紹興合謀，爭取更多的退稅利益。」

在人類學的視角之中，這些經濟活動的意義，並不止於經濟層面。卓嘉健直言，「很多時候，你不能怪這些人在日常的經濟活動之中偷呃拐騙。」他分析說，這些行業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是很邊緣和底層的，他們也難以逆轉這種系統性的不公平。「老實說，他們不會有任何方法可以擴大他們生意的規模，令到他們可以和Zara，H&M這些大型成衣零售企業對抗。中間商的角色是幫客戶爭取一個最好的價錢，在資本鏈條中榨取剩餘價值。」儘管如此，嘉健卻認為，這些中間商看似混亂的合作關係，是有雙面性的。「他們既維持一種不公平性，但同時亦在擴展本地經濟體系的生存空間。當你身處一個不公平的經濟結構之中的時候，你如何運用社會網絡、流動性和個人冒險，來最大化自己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普通人看來可能morally questionable的商業行為，其實是有很強烈的moral implication的。」在嘉健看來，對這群在全球化浪潮之中並不矚目的人的考察，或許能幫助我們發現一些新的詞彙、新的故事，來理解與挑戰權力結構。

從香港、牛津、紹興、萊頓到上海，在十多年的人類學歷程之中，卓嘉健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這段旅程，原來發端於嘉健對香港本土人類學的關懷。「環顧香港學界，本土的人類學家其實不多。我所說的本土是，從小在香港長大成人，我認為，周圍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而這種來自地方的親密性，正正是人類學的生命源泉。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繼續進修，以後回到香港——不一定是要physically回到香港，而是想建立一個從香港本土的經驗出發的、獨特的人類學視角。」

香港近年來的社會與政治形勢，或許令不少人感到悲觀。卓嘉健卻覺得，這對於香港本土人類學來說，可能是一個歷史性契機。「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以『邊緣性』來認識國家主義和全球化。以前我們以為香港是世界的中心，這個sense在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還是很強的；但現在，大家可能反而會用被邊緣化的、被剝削的視角來看香港。」而邊緣性，在人類學理論當中是很有生命力的。批判很多時候來自邊緣——身處邊緣的人，觀察世界有一個不同的視角。「無論你是在中國一個小鎮的印度商人，或是現在受到國家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壓迫的香港社會，或是在大學一個資源緊拙的學系裡的年青學者，結構壓迫令你喘不過氣、社會現實令你生活很不穩定，這看似難以改變。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很多時候，如果要推動社會改變，必須有新的知識生產，來更新對社會的理解，進而發展出感染力更強的社會批判。」卓嘉健說，「十年前，我很想以香港的本土人類學來參與世界人類學的辯論，到了近年、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的時候，我的想法沒有改變，甚至覺得現在恰恰可能是一個機會。我想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香港可以參與到一個邊緣性的、批判全球學術理論的陣營之中。香港人類學家可以對世界人類學理論作出哪些貢獻與批判，我們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呢？我覺得這是值得年輕一輩人類學者努力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