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先生結婚後不久，Joyce便去了日本生活，到現在已經九年了。Joyce的畢業論文，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相關。「那時臨近1997年，所以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當時以為十年後這個題目都已不再重要，沒想到現在反而更為凸顯。」畢業之後，Joyce先去了一個很長的旅行，其後投身NGO, 在國內從事鄉村發展的工作。學習人類學，使得Joyce對當地文化非常敏感，亦重視當地人的想法。「不是說，因為我們是從香港來的，有很多錢、很多知識，就可以全憑自己的想法做事。我們明白，要從村民的角度去看社群當中存在的問題，讓他們參與到項目中來，才能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

帶著人類學的訓練，Joyce移居異國，在觀察和探索中開展新生活。「日本和香港、大陸很不同；即使看似和香港比較接近、日常生活同樣非常都市化，但其實在人們的觀念上有很多文化衝擊。」生了小朋友後的頭幾年， Joyce認識了一群媽媽朋友。「日本不像香港那樣有家庭傭工，媽媽常常要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照顧小朋友上。在香港，大家忙於工作，可能是生日或者假日才會和朋友見面；但在日本呢，媽媽們是每日都要一齊的！」幼稚園放學的時候，媽媽們會一起去接小朋友、一起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再一起去其中一位媽媽家裡聊天。「因為爸爸們常常很晚才回來，所以很多家庭幾乎變了『母子家庭』，多點朋友來比較熱鬧啊。」Joyce說，這種「媽媽文化」，初時她也不知道怎樣去適應。「我先生會做家務，我們在家是用香港的rules的。但在朋友圈子裡，真的有很多很typical, 就像你在電視裡看到那樣的日本男人——什麼家務都不做，小朋友的事情全部不管。真的是一個很特別、很大的衝擊！發覺原來這樣的事情真的會存在，在一個這麼『先進』的社會裡面，原來男女關係可以這樣『傳統』。」Joyce笑言，身為全職媽媽這幾年，她實實在在地體驗、學習到了一些此前從未接觸過的東西。

到小朋友長大一點之後，Joyce重返職場。「和港人重視效率不同，日本人更加重視上下級、前後輩之間的關係，有時令人感覺比較壓抑。而直到現在，去開會或者培訓的時候，一眼望落去，仍然有80、90%都是男性。」Joyce指出，可能很多新一代的日本女性都希望工作，但社會的環境令她們未必能做到。有些丈夫想法較為傳統，而社會又未能在孩子和家庭照顧上提供足夠支援，變相削弱了女性的勞動能力。「女性結婚之後，很多公司都不會期望你仍然會認真工作，只當你是打雜；彷彿你就不是有自己的職業發展期望和個人成長需要的普通人。女性面前還是有一道牆在，牆還是很硬。」

慢慢地，Joyce在社會中找到了一個自己的位置。「仍然是很初步，始終會有很多掙扎。但都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Joyce現時在一間日本旅行社從事旅游諮詢工作。「都幾得意㗎！雖然現在不能像以前那樣常常去旅行，但每天都會有不同國家的人來和我聊天。」人類學令Joyce更懂得聆聽和觀察客人的需要，又持續激發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我在京都工作，而京都是一個很有深厚歷史的地方。不需要特意去什麼景點，在街上走每一步、經過每一間店鋪，都好像有很多可以探究的有趣之處。但我見到一些同事，對文化不太感興趣的，就直行直過、什麼也看不見一樣。」Joyce笑言，與人類學的相遇，令她的整個人生都發生了很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