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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东麓,世居当地的纳西人点起了一团火。自清帝改土归流、儒家思想传入,盲婚哑嫁成为那里的风俗后,时有崇尚自由恋爱的青年宁死不屈,跳崖自尽。这一簇篝火,便是为超渡那些孩子而生。

 

仪式开始,族人称作东巴的祭司戴上冠冕,走到火堆前坐下。在浓烟中,他翻开一本画满各种图案的书册,念了起来。一页接一页的飞禽走兽、日月星辰,旁人莫名其妙,只有祭司能看出,那是给孩子们的一篇呼告,可教他们流落山间的灵魂,随祖辈往生:

太初,

翠绿大地上的人们往山下走去,迁居南国......

但少年们没有跟随。

后来苍穹上的繁星为他们引路,但孩子们没有跟从......

经历一个世纪的烟火与战祸,这部奇书辗转来到翻译学系邓彧教授手上,焦黄残破。吉光片羽,终究是器物,任凭教授百般呵护,终要归于尘土。然而这位语文学家知道,书中同样历尽沧桑、几近灭绝的神秘文字,大可有不一样的命运。

得名于长年将其据为己用的祭司,这套文字——东巴文——乃用以书写汉藏语系下的纳西语。虽说其使用范围不广,但这些外形独特的文字还是薄有名气,甚至有“世上仅存的象形文字”之称。象形也者,就是以图表意,譬如太阳这个概念,在象形文中便是直接用一个太阳图案表示。东巴文确实有着于汉字等系统已不复见的图画形态,然而邓彧教授指出,它并不见得只会把说话画出来。

 

“东巴文中,象形文字确实占了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要不然一大堆的抽象名词、动词、虚词,又该如何写出来?”

 

观其层出不穷的表意方式,可见东巴文并不如大众想像般原始。斧头 可以是象形字,但亦可引申为铁质;尖刺 可循本义解读,却也可借代在纳西语中发音相同的“售卖”一词。将旧有字符合而为一,以表新词,在东巴文亦是屡见不鲜,例如巴士 便是用男人 、女人 和木头车 的象形字组成。

 

由是观之,东巴文除了夺目耀眼,也是切实可行。虽然它主要还是用来编写宗教文书,但亦有时可见于日记、药方和地契。可惜这套文字一直掌握在祭司手中而不外传,生来已是命悬一线。文革期间,它又被指助长迷信,遭受打压,差点便随无数文献灰飞烟灭。直至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得以对其进行研究,同时纳西腹地丽江的文化旅游业兴起,它又成为一大卖点。如此一来,这些美丽的文字方始看到生机。

 

“千禧年后,有指东巴文应在丽江更为显眼。政令一下,旧城大大小小的商铺便在门口亮出店名的东巴译文。”邓彧教授忆述。时至今日,这些文字在丽江触目皆是。寻常如防火告示、水机标志者,如今也有它们的身影。

然而,东巴文距离成为日常用字仍然十分遥远——它甚至可以说是行尸走肉,除了装点门面,实际应用甚少。一如汉字,东巴文里的字词大多有各自的符号。要在日常生活运用它,识字一千几百是少不了,而要把纳西文化中各人物、地方、神明都写出来,更要学上约四千个字符。这不经多年的正规教育是难以做到,惟当地对此不甚重视。

 

“现时学校每星期有一两个小时的东巴课供学生选修,但把它编入常规课程,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家长们肯定会质问:孩子学了东巴文就能找到工作吗?”邓彧教授坦言。

 

话虽如此,东巴文还是有发展空间。教授搬开他珍藏的古籍,拿出一幅影有一本记事簿的相片。记事簿的主人是个纳西学生,内有一首名曲的歌词,以一手轻重得宜、端庄秀丽的东巴文写成。也许这套文字眼下的出路,就是成为这样一种表现自我的工具,而教授近年正是为此四出奔走。

 

“我去年写了一篇关于振兴东巴文的论文后,觉得自己若是有志于此,便该走出象牙塔,不应自限于一份只有十个人会看的期刊。”他笑道。如是者他联络上丽江一个展览中心,合力制作了一系列讲授基础东巴文的影片。另一边厢,他正为自己一项获英国国家学术院资助的研究准备在伦敦举办公众展览,希望邀得纳西祭司到场诵经、并示范以东巴文写下参观者的姓名。不过教授也明白,东巴文的前景,到头来还是取决于其数码化。

 

“推广东巴文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轻易在各种电子器材上输入它。要达到这个境地,我们必先为一众字符制定万国码。”他说。“希望假以时日,我们能够办到此事,进而设计出一套拼音输入法。


在不少人眼中,一套如斯冷僻的文字是生是死,可能无关痛痒。若要找一个保育东巴文的原因,那大概就是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这些文字把纳西人和它们的神灵连系在一起,同时在当地以至海外孕育出各种工艺——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的钜著《诗章》,便受到东巴文影响。当然,这套文字本身也是个宝库。在东巴文中,纳西人为长年刮着强风、世代荫佑他们的雪山 画上一个咆哮中的嘴巴。这拟人笔法精妙之余,亦多少揭示了族人的自然观。诸如此类的文化线索,与东巴文可谓如唇齿相依。

 

但说到底,关心一种语文并不需要理由。邓彧教授当年初学普通话,本科毕业后从英国约克移居浙江,后来到丽江旅行,被书店里一本东巴字典吸引,迷头迷脑的读着,直到今日。他有这般狂热,不为什么,只因他喜见世间有着形形色色的语文,我们不也应如此吗?巴别塔倒下,天下语言纷乱,未尝不是美事,毕竟这漆黑枯燥的世道,还多亏这一点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千姿百态的星火,带来一丝生趣。

 

CUHK UPDates

文/jasonyuen@cuhkcontents
图/Keith Hiro

这是一九七五年香港新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本身可能不及四十年代的内地版珍贵,但这是小思老师当年备课用的书,写满了她的阅读注释。例如我们小学都读过的<火烧云>片段:“一时恍恍惚惚的,满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是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没有了。”小思老师在一旁标注“人生也如此”。书里的标签贴纸有的卷曲发黄,有的还簇新鲜艳,看得出小思老师在不同年代反复阅读与思考。她的笔记令我领会到,老师课前除了预备硬性资料,更重要是自己对作品有代入,有感喟,才能教得传神。

 

这块带花纹的石头是杨钟基教授送的结婚礼物

 

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杨教授指导的。我刚上硕士一年级就结婚,博士二年级诞下儿子,过程充满变数,但杨教授很支持。他总是提醒学生,学问和人生是并行的,不该为了专注学术就抛开家庭忽视健康。当年这块石头还附有一张卡,有他以我和先生的名字写下的四句:“启章焕彩,念念皆欣。情之所钟,顽石生花。”这除了是一份结婚祝福,也对我从事香港文学研究有鼓舞。很多人质疑香港文学历史短,规模小,难成气候,但我认为一切事物只要情之所钟,就能发掘当中的奇光异彩,石头里也可以看出花来。

我的一切似乎都因写此书而起

在中大念二年级时,因陪伴弟弟到体艺中学面试,认识了其时的校长张灼祥。张先生知道我念文学,便邀我上他的电台节目“开卷乐”,客串说一集张爱玲,不久还让我接替他的搭档成为常驻主持。一年后,本身是作家的张先生当上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主席,有意申请一笔资助,访问十个香港作家,于是找了我做采访者,又找了一个叫董启章的人评论那些作家的作品。我跟董各写各的,并没什么交集,到后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才熟络。念硕士首年我嫁给了他。

 

着此书前我偏爱古典文学,兼修翻译,曾打算毕业后到政府当即时传译。但自从亲身认识过西西、黄碧云、刘以鬯、金庸等,我开始意识到香港原来有许多独特而出色的文化人,便慢慢将香港文学定为研究方向,也因此与一些香港作家结为挚友。

学生把我的口头禅收录在这张感谢卡

 

中文系有必修的毕业论文课,每位老师指导六七位学生。完成论文后有时会收到感谢卡,但这组同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把我经常说的话记下来,像是“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所以你们也可以七天写出一章”——我常说一个礼拜可以干很多事情,别托词不够时间。又如“你现在就像拿着机关枪砰砰砰乱射,但没一下中目标”,是批评他们没有头绪便一股脑儿什么资料都写进去。我都忘记了自己说话有时会这么狠,也没想到他们竟会记住。这张卡摆在我办公室当眼处,就是提点自己说的每句话,不管对与错,别人都可能记一辈子。

 

这本《汉语大字典》放在我电话机后面,是我的案头工具书

 

我还是博士生时,无线电视有一系列与中文系合作的节目,包括《最紧要正字》、《妙趣广州话》、《正字工程》,向观众讲解字的来源,我也在其中亮过相。自此多了人知道我,也不时有记者致电我询问有争议的字词,譬如应该是“青年”还是“年青”。这本《汉语大字典》帮我解决了很多电话查询。我本身很爱字典,到国外旅行也会买当地语言的字典。我认为字是神圣的,记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和前人遗留的思考痕迹。字典也是令人心平气和的,有什么文字上的争持,翻开它用证据说话便是了

 

福尔摩斯门牌寓意做研究与做侦探无异

 

汉学大师、中国古籍翻译家刘殿爵教授曾说,从事中文研究就像侦探查案,翻开文学典籍就如打开一堆密码、线索,得经过一番推理才能破解当中的微言大义,或者辨认作者、版本的真伪等。我也是侦探小说迷,希望推开办公室门就像走进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公寓,去发现那些摊在大家眼皮底下、却因为没有用心看而忽略掉的细节,以理性追寻真相,那是做研究最开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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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访/christinenip@cuhkcontents
摄影/gloriang@cuhkimages、adalam@cuhk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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