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廣場簡牘反映出東漢臨湘城的經濟繁榮和人口流動，從郡府縣廷的行政中心逐漸發展成商業和政治大都會。臨湘城不斷有人口從長沙郡周邊和湘水的腹地流入，使臨湘城成為消費和批發市場的中心。東漢時期臨湘城的社會演變得更為複雜。僱工是社會上常見的社會群體。僱工和其家庭依靠每月的僱直錢為生。本計劃將關注僱傭勞動者的生活，例如僦人，津卒，無戶籍的人口，流民，客以及外來人口，他們都是臨湘社會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本計劃將以具體案例為例，嘗試全面地描述臨湘社會的生活及其社群面貌。 本計劃的目標如下： 1）分析鄉、亭面向里、丘的行政職能，探討居民聚居的習慣與自然環境和人口流動的關係，以揭示地方文化和臨湘的生活習俗。 2）分析人口增長和經濟繁榮對臨湘社會生活的影響，特別關注僱傭勞動，流人和無戶籍的人口，流浪者和臨湘城的外來人口。 3）評估湘江及其支流的水運對臨湘縣和長沙郡的商業增長和人口流動的影響。

研究對象為在清末至民國時期，信奉道教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廣東文人與鄉紳，時軸橫跨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至民國38年（公元1949年）之間的100多年，正值中國社會急速變幻動盪的年代。這個研究的突破之處，在於研究員除鑽研道教文獻、宗譜與禮儀外，還會調查一群清末至民國時期，在弘揚道教文化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廣東文人與鄉紳。而是項研究會採用這個方向，是因為研究員認為自明朝中期開始，致力傳承道教經文的遠不只廟宇和道士，很大程度上文人和鄉紳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而事實上他們一直在承襲及弘揚這些重要傳承。此項研究另一項主要創新，在於建立一個數據庫，根據不同時期的資料，按照時空線整理上述50至100位文人與鄉紳的道教傳播軌跡，顯示各人道教傳播軌跡的變化，同時顯示他們所到過的廟宇、扶乩神壇和道教聖地。

本研究將運用社會經濟變遷的從三個角度出發，了解社會經濟變遷。其第一，是經濟。提到喪禮，少不免牽涉扯出可觀的費用支出，以及先人的遺產分配問題。在喪禮中，從親友間互換交換的帛金心意和吉儀利是，以至遺產分配引起紛爭爭奪，到政府向遺屬發放的養老金結算等問題，被污名化的小型公司另外還牽涉到向親屬出手、提供即時殯儀服務，「發死人財」的小型借貸公司，以及提供長期祭祀服務的國營資本企業則銷售安排長期的祭祀方式，。各種這些在喪葬當中涉及的經濟交易的演變，及其在華南五地、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都會在本研究中進行分析比較。其第二，是家族。墓碑和喪禮往往會將家族關係公告天下，本研究同樣會比較華南五地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這種對揭示家族關係之揭示情況的演變。最後，祭祀在中國內地既是慎終追遠的表現是一種記憶的形式，而記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舞台。本研究將分析先人如何被紀念，這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城市、不同時期對先人的懷緬情況，時移勢易下這種懷緬行為又如何轉變，都是本研究探討的內容，研究人員亦將藉此洞悉理解中國殯儀喪葬的政治與城市化的文化動態。

過去研究已經幫助我們瞭解小說中的地方治理之於晚清國族認同議題的重要性，但是學者通常忽略了以下事實：劉鶚真正關心的與其說是他在小說中所批評的地方治理，不如說是日趨敗壞的地方治安。正如關於19世紀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所顯示的，做為小說地理背景設定的山東，其不斷惡化的地方治安，與這一時期反復發生的洪水氾濫有密切的關係。學者對於此一環境脈絡的忽略，導致沒有意識到環境危機在劉鶚的國族認同形塑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本計劃希望能夠對晚清文學以及知識史做出如下貢獻：(一) 從環境危機的脈絡理解晚清知識人的個人層面的國家認同建構；(二) 透過說明水利工程與劉鶚對地方治理觀點的關係，對晚清知識人的政治論述提出新角度的觀察；(三) 將生態危機、科技史、文學文本與作者個人經驗納入一個整合性的理解架構。

第一，收集並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治要》傳入日本以後，在平安時代有四位日本天皇嘗加誦讀。今存最早《治要》鈔本即屬平安時代九条家本，此為殘本，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屬日本國寶，筆致優雅而端正，部分內容更為天皇收藏。又，宮內廳書稜部藏有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此本與九条家本關係密切，乃現存時代最早之足本。又，元和活字刊本駿河版則以金澤文庫本為祖，屬現存時代最早之活字本，最堪閱讀。至於天明本，乃日人對照魏徵所引原書重新校刊之本，失卻《治要》存舊之真。考證日藏諸本《治要》之關係，自可得知諸本的流變過程，對了解此書的傳播與重要性有莫大幫助。

第二，利用日藏《群書治要》校勘其所引典籍，並作輯佚。《治要》引用唐前經、史、子文獻共六十五種，日藏諸本時代甚早，取《治要》以校勘所引典籍，可更正許多原典的問題。《治要》雖在清嘉慶初年回流中國，惜此本嘗經後人回改，不保《治要》原貌。今據日藏諸本重新勘正所引典籍，可補前人研究之未備。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每有據《群書治要》以作校正，然其所據僅為未臻完善的天明本，今據日藏諸本《治要》加以比較，更可校正原典裡之錯誤。此外，《治要》亦引佚書，以及典籍之中的佚篇；故利用《治要》所引，可為唐前舊典輯佚。

第三，討論《群書治要》的選文與治國之道。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治要》乃在群書之中摘引與管治國家相關者，勒成一書。其中《治要》選文與否，標準為何，可用敘事學之方法細考。《治要》編者以此書作諫書，以選文建議治國之道。今天雖無君臣關係，然而今天如能借助《治要》以管理企業，仍不失為古書今用之範例。

本研究計劃先將收集和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然後探討各本《治要》之承傳關係，以及其與所引原典之異同。接著，利用《治要》校勘和輯佚，補足文獻學上未備之處。最後，以《治要》所載典籍為例，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治要》之選文。具體方向主要有四：一、利用日藏諸本《治要》，討論此書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各本之間的關係。二、利用《治要》校勘所引書及輯佚。三、探討《治要》之選文準則。四、《治要》治國之道的今用。

夢窗詞經典化過程背後由許多因素互動而成，探討這些因素有助了解複雜的文學現象。前賢多從詞論入手，已有頗多成果。然而，「夢窗熱」不僅體現在詞學的範疇，對當時的詞家而言，創作才是最終目的，「夢窗熱」要能體現到實踐之中才算是成功。詞家如何在評論之餘，通過研讀揣摩，涵泳玩味，繼而將這些心得在創作中吸收、融化、延續夢窗詞的特點，並加以發揚、新變？學夢窗者半天下，但夢窗詞又是否可學？這些學夢窗者創作實踐的成績如何？凡此，固然屬於夢窗詞經典化所須探討的問題，而將之置於晚清民國文學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討，更有助加深對這段時期詞壇發展的理解。

本計劃旨從跨文化和跨歷史的角度切入，探討中國現代派對歐洲戰爭文學的閱讀、評論、翻譯及再現。本計劃以中國現代派「作家－譯者－編輯」羣——施蟄存、葉靈鳳和戴望舒為考察對象，探討他們引介並翻譯來自五個國家、以四種語言書寫、合共逾二百部歐洲戰爭文學著作，如何再現由不同政治傾向的歐洲作家撰寫的戰爭文學，作家包括人文主義及和平主義者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社會主義者如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反法西斯主義者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共產主義者如阿爾維蒂（Rafael Alberti）、巴甫連科（Pyotr Pavlenko）、里別進思基（Yuri Libedinsky）以及「同路人」作家如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本計劃將進一步研究中國現代派如何利用歐洲戰爭文學的翻譯作為「內在抵抗」的策略，支援在香港同時面對親日的「和平運動」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嚴苛的政治審查的雙重壓力之下掙扎求存的抗日文藝運動。

本計劃試圖點明中國抗日戰爭文學與歐洲文藝思潮之間的連繫，以期填補抗戰文藝研究長年遺漏的重要版塊。此外，本計劃通過重新考量中國現代派作家對歐洲戰爭文學乃至其中文學與政治思想的接受情況，開拓抗日戰爭文學的研究視野，並再次強調戰爭語境下中國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混雜性和跨文化特點。